剑桥明代史笔记

他的女婿欧阳伦只不过因为一件比较小的犯法行为——包括私贩茶叶——而被他下令自尽。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权利也是有范围的!

皇帝相信,这一解决乡里争端的制度是切实可行的,而且也可以相对地免除一些弊病。

在建文帝继任者在位的时期,朝廷史官关于建文帝的行事写了一些歪曲真象的、极尽批判之能事的报道,想以此证明永乐帝夺权是有理由的。

他腼腆,且又毫无国政经验;且不说和他的前皇祖考相比,甚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叔父们,他也没有那种自信心和坚强的性格,甚至没有那种能力。这位年轻皇帝的温顺性格和儒家风范,使得他真正关心他祖父的高压行政措施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因此他衷心向往的是实行理想的仁政。

他们是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这几位老者对建文帝关于君之为君的概念起了强有力的作用。

这三位儒家学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皇帝。黄子澄和齐泰变成了皇帝的心腹,用儒家的修齐治平理论教育他。

方孝孺是《周礼》——一部关于乌托邦式政府的经典著作——专家,他发觉他所看到的是个人专制统治的缺点,因此他建议皇帝应该根据古代经典所提出的理想和形式来实行仁政。

它们都是有目的的变革,意在搞一套新的建制,使权力归到皇帝信任的顾问的名下,加强文官之治,以削弱将军们和皇子们的权势。

宣德年间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发展的结果。

蒙古人与明朝建立关系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去征服世界,而完全是为了生存和巩固脆弱的草原经济。

它不如说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造成的结果,这种传统的根子是国家的农业结构;也不如说是特殊类型的军队——农民军队——造成的结果,

有无限权力的天朝统治者为了分享不应有的利益,竟助长自己的官员集团的堕落,这是明代政府明显的反常现象之一。

它们说明到成化和弘治两个时期,宦官的编制已经发展到帝国政府中全部有品位的文官官职的数字,而且很快就超过了这个数字。

读《剑桥中国隋唐史》摘抄和感想

这本《隋唐中国史》反复看了很多遍,写得非常好,有独到的见解。

本书认为,武则天之受谴责,原因在于她的许多行为不符合儒家准则,如沉溺于佛教,延长服母丧期以提高妇女地位,派武延秀至突厥与默啜可汗之女结婚等。

本书虽不否认李林甫善搞政治权术,但说他是务实的政治家、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

有人说李林甫任宰相前与张九龄不和,因为后者反对他擢升,这种意见并无确证。所谓他的入相与武惠妃有关和他与裴光庭之妻私通的传说,都可能出自虚构,因为当时史家大多仇视李林甫,所以尽量给他抹黑。

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本书认为是出自始于宪宗时的个人恩怨。

本书所说“会昌毁佛”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经济问题的看法虽非创见,但820年以后唐王朝的财政拮据与寺院的日益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较有说服力。

唐朝的藩镇割据对历朝历代都是警钟!军队的权利一定不可以下放。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国内安定以后,755年的安禄山之乱几乎把王朝打倒在地,当时这一建于7世纪的强大而高度集中的政体证明已不能生存下去,除非它去与这次叛乱造成的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妥协。中国有些最富和最重要的地区实际上已不受中央的控制。但它们并不企图通过成立地方割据的国家以维护自己的独立,而宁愿继续留在一个统一的中国政体的结构之内。

叛乱引起的最重大的长期性破坏却是中央政府权威的严重丧失造成的。

北方诸镇的地位日益独立,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行政作风,即由武官去履行以前的文官职责。

中央政府也被迫另找出路。政府不能再从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直接征税,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依靠劳役,于是开始通过国家专卖税(先对盐,后来对茶叶、酒和酵素)来筹措收入。

到9世纪初期,只有长江流域和南方能定期向中央政府解缴税收,政府日益依靠通过运河北运的南粮和物资来供养京师和帝国军队。